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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早在12年前,单霁翔就曾写道:一座城市中现存的文化遗产往往可以构成一部物化了的城市发展史,是城市灿烂文化的稀世物证和重要载体,也是市民与遥远祖先联系、沟通的唯一物质渠道。

  “不是宣传太多,是宣传永远不够”

  这是一场大型综合会议,各国嘉宾齐聚。与绝大部分嘉宾不同,单霁翔没有站在固定的讲台背后,而是戴上“小蜜蜂”,走到舞台中间,双手比划着,向观众讲述中国文物保护的历程。

  比起其他人“发言”,他更像是“演讲”。45分钟过后,单霁翔回到第一排的座位,靠在椅子上,急促地喝光面前的茶水。

  从4月8日开始计算,单霁翔卸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已百日有余。而演讲,可能是单霁翔退休后做得最多的事情之一。

  不完全统计,成都、西安、昆明、贵阳、厦门、广州、深圳、杭州、宁波、青岛、沈阳、呼和浩特,还有一些中小城市,四川自贡、福建莆田……从南到北、从东到西。

  单霁翔像演说家一样在全国多地“巡回”。“有些是还欠账,那时候实在分身乏术,现在赶快还上。”单霁翔这样解释。

  三个多月以来,他走到哪里都是焦点。7月23日这场会议中,他一登台,呼啦一圈拿着长枪短炮的记者冲在台前,围成一个半圆。向市民开放的讲座,参与名额一天就能被抢完。

  有人说,单霁翔是不是退休后利用自己的热度“走穴”?

  “不是宣传太多,是宣传永远不够。”他曾说。在另外一场电视节目专访中,他又表示:“我一直不会退休。”

  在他的理念中,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在“自上而下”的同时,也需要充分调动民众积极性。在《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城市建设》(2007)一文中,单霁翔写道:

  “这需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放下身段,经常与民众进行平等的交流,积极向他们讲述文化遗产的过去、今天和未来,用平民化的方式说明自身工作的意义。

  单霁翔曾说,在自己到故宫之前的十年,是故宫做事最实、最多的十年,但因为没有报道,所以人们不知道。“现在,我们每个星期至少有一次或者两三次的媒体发布会,我们的一举一动,社会公众都知道。”

  自2012年开始,单霁翔在故宫待了足足7年。据其透露,他前6年就开了近2000场讲解,加起来超过2000个小时。现在,他的讲座短则40、50分钟,长则2个半小时。而讲座听众,有的是相关领域机构工作人员,有的是综合性会议请来的科技、商业等各界嘉宾,有的是来自海内外的学生,还有的,是关心文物的普通市民。

  有时,单霁翔到了一个城市,上午给政府工作人员做培训,下午跟市民和学生交流。他曾告诉媒体,要把这些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告诉更多年轻人,因为他们是希望,他们是未来。

  当故宫“段子手”,遇上网络时代的年轻人

  听单霁翔演讲,是件有趣的事。段子一个个往外蹦,台下爆发一阵阵掌声,这也是当初他之所以成为“网红”的原因。

  全国最著名博物馆的“掌门人”成了段子手,也正如故宫推出的乾隆卖萌系列,对上了网络一代的“胃口”。

  受到年轻人欢迎是故宫喜闻乐见的。不过,在单霁翔眼里,自己不是“段子手”,而是“被段子手”,原因在于部分网友对他的演讲断章取义。

  实际上,在单霁翔的许多“段子”中,不仅是有趣的“梗”,更能从中看到他不断强调的“服务思维”——就是如何站在公众立场,推动博物馆更好地服务和运转。

  最著名的段子之一,是石渠宝笈特展上的“运动会”。

  2015年一个秋日,故宫大门一开,游人争先恐后往西面展厅跑。当时单霁翔前往现场,一位老先生认出他来:“你是不是院长?你们故宫怎么搞的?一个展览像运动会一样还要跑?”

  单霁翔说,“我赶快承认错误,表示我们要好好‘办运动会’”。故宫当天连夜做了20个牌子,1000个胸牌,第二天在广场上把牌子立起来:第一组、第二组、第三组……分组入场看展览。这个架势,确实像运动员开幕式。

  当天下午4点,队伍依然很长,不少人情绪激动——排了一天,今天还能不能看上展览?单霁翔当场承诺,要等最后一位客人参观完才闭馆。“承诺的代价很惨”,单霁翔笑言,队伍一直排到半夜。晚上,游人问,你们故宫怎么没有水喝?“我们夜间从来不开放(所以没有这个准备),我们赶快给观众烧了2500杯茶递过去。”

  到了晚上8点,单霁翔去看观众,关切大家有没有水喝,结果“大家说茶是喝了,但是又饿了!”每次演讲到这里,台下一片笑声。“我们赶紧拿出800多盒方便面给观众。后来听说,全世界的博物馆举办展览时发方便面的,也只有北京故宫。”单霁翔说。

  这场展览之外,为了解决女卫生间的长队,解放共同等待女士的丈夫、小孩,故宫通过研究,按比男卫生间多2.6倍的比例增设了女卫生间。为了让大家坐下来休息,故宫又增设特别设计的椅子,3500元一把。

  “让观众有尊严地观展”,这是单霁翔常挂在嘴边的话。

  早在2011年,单霁翔就在《关于新时期博物馆功能与职能的思考》中写道:

  “在社会多样化需求的面前,博物馆应改变坐等观众上门、坐等财政拨款的办馆观念,不断拓宽视野、不断延伸功能,从‘藏品导向’转向‘社会需求导向’,从‘藏品为本’转向‘以人文本’……

  在他眼里,近四十年,全球博物馆的工作重心都在经历从“物”到“人”的转变,故宫博物院也是如此——在故宫博物院成立的91年中(特别是近几年),一直在从“故宫”转变为“故宫博物院”的历程中探索前行。

  法国卢浮宫馆长亨利·卢瓦特曾说:“今天,博物馆应该在城市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……它保存着理解世界的钥匙。当然,前提条件是它必须有能力通过各种手段,将这些钥匙传递给所有其他人。”

  单霁翔对此表示赞同。

  他曾遇见一位从西北来的老人,拿着一个现在人都不使用的行军壶,里面灌着开水,带着家里的馍,在故宫的台阶上吃,“这给我很强烈的刺激”。提及此,单霁翔情绪激动,他们宁肯节衣缩食,也要到故宫看看我们的传统文化。“所以,故宫应该要让他看到什么?他是会失望地走,还是有所收获?可能他一辈子就来这里一次。”

  其实,在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,单霁翔进行了一系列大动作——启动故宫研究院,加大修缮文物力度,拆掉违建治理环境、扩大开放,设置更多展厅,举办更多活动,这些动作都指向一个目标——让更多民众与更多文物,更好地亲近。

  “未来世代同样有权利面对这些文化遗产”

  对于故宫,从个人来说,单霁翔对它有深厚的感情,“我想把这当成家,有一种想呵护每一个角落的冲动”。

  年少时,连成一片的四合院中烘托出红墙黄瓦的故宫,是单霁翔心中真正壮观的古都形象。聊起从小居住的四合院,他说:“了解得越来越多,一草一木,一楼一阁,都与某个历史瞬间、历史故事对接,感情就再也无法拔出。”

  第一代故宫掌门人单士元,从1925年起在故宫供职长达73年,人称“溥仪出宫、单士元进宫”。此前,常有人将两人误作“父子”,单霁翔曾公开澄清,“单老虽然不是我的父亲,但也是对我成长产生深刻影响的长辈”。

  自幼对文化遗产的亲密感情,某种程度上造就了单霁翔如今的职业道路。这也正是他在后来的文物工作中一直重视的。“民众是文化遗产的创造者、使用者和守护者,是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。”故宫7年,他曾总结,我们的付出所得到的最重要回报,就是“600年的紫禁城,成为年轻人喜欢来的公共文化场所”。

  在他看来,民众和文化遗产之间是有情感联系的。他一直希望,推动全民自觉文物保护意识形成。

  早在2003年,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他,就在文化部大餐厅宴请过5位农民,并给他们一一递烟、点烟。这五位农民来自陕西宝鸡眉县,此前一个多月,他们在劳作时挖到埋藏着27件西周青铜器的洞穴,随即报告给文物部门。当时,国家文物局工作人员对媒体透露,“这是单局长第一次宴请发现国宝的农民,也是第一次送人送到楼下”。

  2011年,随着农民保护文物事件在全国各地接连涌现,国家文物局决定在陕西和云南两个村为“功臣”们立碑纪念。在“文物碑”上,单霁翔要求把表扬领导的内容全部删除,只讲农民事迹,“刻上每一位农民兄弟的名字,就是要告诉村庄的未来子孙,他们的前辈做出了值得骄傲、应该世代传诵的事迹”。

  实际上,2002-2012年单霁翔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这一时期,也是中国快速城镇化,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矛盾较为突出的一个阶段。

  他在12年前的《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城市建设》中呼吁:“一座城市中现存的文化遗产往往可以构成一部物化了的城市发展史,是城市灿烂文化的稀世物证和重要载体,也是市民与遥远祖先联系、沟通的唯一物质渠道。”

  与此同时,他进一步指出,“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并非我们独享,我们还应该完整地将他们移交给后代,未来世代同样有权利面对这些文化遗产”。

  这种文化遗产集体传承的观念,一直贯穿在单霁翔的工作经历中,也与故宫颇有缘分。

  1997年春,时任北京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,组织制定了故宫筒子河保护整治方案,提出“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21世纪”的目标。

  二十余年过去,直到现在,每次单霁翔演讲最后的结束语,都是同样一句话:“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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